yabobet下载-“减负”把娃害了?

他想让我对微博里南京教育局搞减负、不许考试、不让用课外辅导书的事情发表一些看法。

讲真,一开始我是拒绝的,毕竟大城市教育的事情我之前在《中国教育军备竞赛》里也写过。

不过这次热点倒是很迅猛,光看这条原博被转发超过一万三千次,点赞过八万,说明这件事还是触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心思。

而且借着此次热点,很多公众号和网站,比如很有影响力的虎嗅网,就纷纷转载了去年初(这还真是经常被翻出来的热点)宁南山老师的《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

仔细想想,无论是这次热点的起源陈经老师,还是以前就因为写“减负”热度很高、这次又被翻出来的宁南山老师,都是早年接受教育、通过知识在深圳这座一线城市立足的中产阶级。

两人在新媒体领域也很有影响力,经常能写出爆款,也经常为中产阶级发声,是中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了。

而他们又工作生活在深圳,而深圳的教育资源存量可能是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里最短缺的,所以他们的声音大概是很能代表深圳中产阶级的。

因而关于深圳的教育资源问题,陈经老师也是关注过的,我就找到了他在今年7月发的一条微博

陈经老师的微博经常是给出一篇新媒体文章的链接,再对这篇文章内容进行评论。但是当我点进他附上的文章连接时,发现这篇文章已经被内容发布者删除,难以一窥全貌了。

这篇文章,其标题“揭开科技之都的遮羞布:深圳有一半学生,上不了公立高中”虽然惊悚了点,但确实是事实。我查了一下深圳晚报的报道,2017年深圳全市中考考生6.78万人,48所公办普高共录取32807人,计算一下录取率确实低于50%。

做个对比,2017年全国平均高中入学率只有54.88%。什么意思呢?普通高中录取率低,低到50%左右是全国普遍现象,但是深圳的情况比全国平均水平还差。相比之下,上海高中入学率55.67%,略高于全国平均,属于大城市应有的表现。

虽然报道也称,深圳普通高中、中职、技工学校的招生计划达7.3万人,是高于深圳中考考生总人数的。但是对于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扎根深圳的这批第一代深圳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熟悉的路径还是“义务教育-公立普高-国内名校-高薪工作”,在了公立普高之外,像中职、技工学校等路径显然不能让他们满意。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广东省其实是高考难度很大的一个省,根据国金证券发布的研报,广东2018年高考考生超过75万,仅次于河南的近百万,在全国省级行政区中排第二。

广东考生985录取率1.32%,在全国省级行政区中排倒数第五,211录取率2.74%排倒数第一,清北录取率0.36%倒数第三,也就一本率好看一点,倒数第九,但11.2%的一本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按说广东高考难这事是可以推断出来的,因为总人口摆在那里,考生数量肯定不会少,学校跟不上的时候难处就出来了。但可能是广东人很低调,在公共舆论中这点强调得不多,主要哭惨的都是河北、湖北、江苏的考生,但其实他们比起广东人还是多少轻松那么一点点的。

可能是因为前些年广东经济条件好,考不上大学的人,跟着家里做买卖、上工厂打工乃至和亲戚去国外也能活得可以,未必就非要上大学(当然近些年就不一定如此了),所以他们也懒得说了。

然而对于深圳这些靠知识立足的中产阶级来说,孩子最好还是要上211以上的学校,看到广东211录取率全国倒数第一,哪能不焦虑呢?

其实不光深圳的中产阶级,全国大城市中产阶级在孩子教育问题上都挺焦虑的,毕竟211录取率最高的北京,也都不到14%。而中产阶级是知识改变命运的一群人,他们已经对“义务教育-公立普高-国内名校-高薪工作”形成了路径依赖,很难接受自己的孩子比他们自己的学习成绩以及文凭质量差。

我仔细考虑过,在一线城市,如果沿着“买学区房-顶尖公立高中-国内名校”的道路来走,光一个学区房的投入可能就是千万元级别。但是如果让孩子走“私立学校-出国留学”的道路,可能读完整个过程到孩子毕业也就几百万的花费,是省了不少钱。

当然,“私立学校-出国留学”也需要催娃上进,洋插队也要很多考验的,需要学很多外国人觉得高大上的技能(冰球、帆船、皮划艇、大佬背书之类),对娃的要求照样很高。

但总体核算下来,成本比起“买学区房-顶尖公立高中-国内名校”的道路还是低很多的。更何况买学区房还有风险。

这个风险是从陈经老师这几天又发了一篇《南京狠查教育减负,群众很愤怒,我有一个建议》里提到的:

“南京有排名很前的高中,10%的学生是从差校来的指标生但是从群众角度,会有一大片的家长欢迎指标生政策,初中在差校也有机会进名校了。据说南京现50%是指标生了,要改成70%,再改成100%,彻底公平。”

陈老师当然是在反讽,不过他的这个“建议”未必就不会成真。不难想象,如果有地方政府真的这样推进指标生政策,会让家长买学区房进好高中的算盘落空。

我最近听了项飙教授的网课,他也提到了最新的留学潮,他认为如今这个阶段家长送娃出去留学,很多并没有抱着功利的考虑。

这些家长认为国内教育制度过于重视竞争,对孩子的成长不利,他们想把孩子送出国去,为了孩子能够像正常人那样成长:

“他们觉得作为人他今后的快乐,对人生的基本理解,他的一份善心,对任何人关系的感知,这些都太重要了,所以要送他出去。”

同样的话某知名教师Jack马也说过:“不让孩子有爱好,不让他们去体验,我敢保证孩子十几年后考不上大学。”虽然马老师自己招的员工还是985起跳,这些年轻人小时候又是走着应试教育的路过来的,也没见他对他们有什么用工歧视。

但是,家长这种“非功利化”的目的真的可以实现吗?他们真的也就只有这种“非功利化”的目的吗?

项飙教授在网课里还提到,不少家长幻想的是孩子接受国外教育,成为“世界公民”。但孩子们一般会被送到发达英语国家,如美、加、英、澳、新等,这些国家的“世界”含金量有多少,还真不好说。因为在英语国家,虽然他们标榜全球化、世界化,但其定义却是以英语国家打底的,标准由英美人士制定,和其他世界无关。

在这个过程中,留学中介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全球大学的一种不平等的等级关系。

接触过留学中介的读者朋友大概明白项飙教授的意思。留学中介会向你推荐不同级别的大学,然后告诉你哪些大学值得你尽力争取,哪些则是你的保底学校,而另一些国家的大学则永远不可能在备选名单中。

在这里我想对项飙教授做一些补充,那就是留学中介的产业链确实如他所说的延伸了,而且已经延伸到了上游——质量高的留学中介会在家长有意向让孩子出国的时候,就指导家长对孩子进行特定方向的培养,比如让孩子学乐器、冰球、帆船等,甚至会举办一些能让孩子写在简历上的活动,让孩子参与。

这意味着,中介能把西方英语国家那套同质化的培养放在国内就开始运作起来,等于提前做起了同质化培养,这些目标是出国的孩子,世界观早就变窄了。他们可以侃侃而谈西方社会框架下的环保、平权等问题,但是对国内的类似问题了解并不深刻,如果要回国,反而跟不上时代,像个火星人。(当然,如果你想对国内的这些问题了解深刻,你也走上了危险的道路)

所以这些活动并非完全不功利化,相反,还是很功利化,竞争仍然很激烈。孩子的负担仍然很重,不仅要搞好成绩,还要烧钱让孩子培养“爱好”。我们就曾在深圳某著名体育场馆的附属设施里见到了这样一家击剑培训馆,负责人介绍这里学费不菲,但一到下学时间还是会爆满。墙上还挂着不少孩子拿省级、国家级大赛奖项的照片,可从他们的笑脸里,我没有看出天真快乐,只是有一丝隐隐的疲惫。

假如是中国人主导的,假如中国当年足够强大到如今主导全球化,恐怕是外国人挖空心思通过中介,了解诗词歌赋等的要求勤加训练了。这也不是没有先例,当年在唐朝领导下的东亚秩序里,外国留学生去长安还是得精通用汉语写诗;明朝时朝鲜人也能参加科举,写一手好八股还能中进士。

但起码幻想把孩子送出国就能“非功利化”,能成为世界公民,只能说是一厢情愿。

说白了,这些家长不可能不重视最终的那份文凭,这文凭的含金量是背后代表的文化资本,它在中介给你介绍各个学校优劣的时候就已经反复确认了——哈佛耶鲁的文凭含金量自然高于俄亥俄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文凭含金量则高于另一些社区大学。

不过这些都是宏观层面的分析,具体到每个个体,出国留学真的是一条成本可能更低,收效可能更大的路径,只要精心运作,绝对是另有一番出路,也可以给孩子带来跨国生活的可能——美国就是现代的大唐,如今东土的学生则是当年日韩来的留学僧。

说起跨国生活,项飙教授在网课里还提到,中国人对跨国生活十分热衷,有些人可能连出国的能力都没有,愿望却仍然是“早发早移”。仿佛移民成了很多人发财之后的下一阶段目标——尽管移民之后做什么,他们并没有概念。我有位老东家就很喜欢晒他赴美打高尔夫的照片,后来好像还有赴美生子的计划,全然不知道他在公司的地位已经被架空了。

和他一样,大多数实现了“早发早移”的人,即使在外有了合法身份,其事业的重心、财富的源泉,仍然是在国内的,甚至家庭成员还会留在国内生活。毕竟文化隔阂放在这,让他们完全白手起家在异国他乡再创业一次也不现实,所以对在国外要做什么,他们是没什么规划的。

所以“早发早移”还落脚在一个“早”字上,越早去就越能彻底摆脱国内。而这个“早”字里的争先恐后,和家长们在逼娃时候的心态、这些年买房强调“早上车”的心态,也都是一脉相承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确实实现了飞速发展,但人的内心一直都是充满焦虑的,生怕赶不上某个趋势就被时代甩下来,日渐边缘化——这种心态在这几十年里人数日渐增多的中产阶级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们是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受益方,自然生怕以后不能继续受益。

当然这种焦虑并非没有根据,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这几乎是发展的必然),未来阶级跃升的机会越来越少,并且会越来越倚重知识。所以你发现了没有,精细教育的需求其实是一个很小布尔乔亚的需求,满足的是中产阶级的阶级传递甚至阶级跃迁的梦想。以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还远没有到全方位覆盖这种需求的时候。

大佬们总结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可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

然而这一类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资源分配的问题。资源总量就这么点,给了他就不能给你,最起码中产们没有遇上吃饭穿衣都困难的窘境,即使焦虑被发现了,资源也还是捉襟见肘,所以就只能辛苦大家再等等了。

这时候再看南京这样的强行“减负”政策,你甚至会发现它还有点可爱,教育部门在用天真的方法试图让中产家长们冷静下来。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majidcartoon.com/,重庆学生减负方案只可惜这想法天真得过了头,最后变成了扬汤止沸的操作,还招致了一系列的反弹。

也有在认真想办法的地方。比如东北老牌名校哈工大就在深圳开了一个巨大的分部——哈工大(深圳),把计算机、电子、机电、土木、材料、建筑这种在广东属于刚需的院系都迁来了,以后甚至可能举家搬迁,受到了广东人民的夹道欢迎。

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所学校理工科录取最低分都高于省内老牌高校中山大学录取最低分了。哈工大和广东考生双向的用脚投票带来了双赢的结果。

其实按理说,中产的焦虑是件好事,这说明我们最起码培育出了坚实的中产人群。这是发展的成果,也是发展的问题,应当可以在发展中解决。只是放在东亚的大环境下,发展中的问题说不还真会走到解决不了的死胡同里。

“2010开始,韩国网站上出现了新的流行词地狱朝鲜。这词是韩国年轻一代讽刺低就业率等问题而创出来的词。

根据海外韩侨组织统计,2013年大约有七百万个韩国人,分散在世界175个国家。要知道韩国只有五千万人口,可以说差不多每10个韩国人,就有一人置身海外。”

能嘲讽自家是“地狱朝鲜”,这说明韩国的发展水平已经很高了,比起60年代捡烂菜叶吃的祖辈,现代韩国的中青年人不知道幸福到哪里去了,爷爷们当年可没有力气开这种玩笑。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烦恼,韩国人眼看着国家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却无法共享红利,只能用脚投票去国外讨生活,在国内的人则干脆连孩子都不生了。

可是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替韩国人焦虑呢?国内网友成天批判韩国经济被财阀绑架、文在寅被吹捧成孤胆英雄,又一天天痛心韩国教育压力很大,学生天天见到凌晨四点的首尔,帮发达国家操着那份闲心,这十有八九是连韩国签证都办不下来的人。

还是认真搬砖,努力参与发展吧,万一有一天饼就足够大,能罩住中产家长了呢?

想到这里,我头上的监控头环哔哔亮起了欢快的绿灯,老油条发现我在做梦,赶紧往我脸上泼了一杯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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